在摄影和图像制作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画什么和怎么画成为画家们面临的严峻问题。写实绘画在摄影的进逼下走向抽象、写意、超现实；进而越出绘画的边界，走向装置、行为、影像；或者沦为摄影的附庸，走向图像的抄写。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从前那些为画家所守望的独门绝技，完全变成了公开的秘密。我几乎想象不出，还有什么东西非得由画家来画不可！既然如此，画什么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怎么画就变得更加重要了呢？是否意味着画家要从对题材的开掘转向对语言的发明？事实上，跟技术的巨大进步相比，绘画技巧和语言的更新，即使还有可能的话，也是微不足道。高速发展的技术同时终止了画什么和怎么画的问题。如此以来，本来异常严峻的问题，现在就变得不是问题了，画家们可以用任何方式去画任何东西，也许这就是丹托（Arthur Danto）所看到的艺术进入后历史阶段后所呈现的景观。
　　对于这一点的认识，可能会让画家们变得愤怒绝望，也可能会变得轻松平静。无论如何，今天的画家需要为自己的绘画寻找理由。丹托在将绘画推向死亡的同时，并没忘记开出拯救的药方。丹托的药方是让画家用绘画去“说事”（about），将绘画变成图解观念的工具。为了显示绘画在“说事”方面的优势，画家常常将画面的冲击力发挥到极点。丹托的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1960年代以来的各种前卫艺术。我也尝试给垂死的绘画开出药方。我的药方与丹托的完全不同。在我看来，让绘画去“说事”并不能拯救绘画，只能加速绘画的死亡，因为就“说事”的能力来说，绘画远逊于语言。拯救绘画的方式不是让它去“说事”，而是让它“成事”，让它成为一个事件。成为事件跟画什么无关，跟怎么画无关，跟绘画过程有关，跟绘画过程中发生的各种感受和体验有关。一旦认识到这一点，画家就应该变得轻松起来。因为不管复制技术如何发达，都无法复制画家的作画过程，都无法复制画家在作画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感受和体验。绘画过程是不可模仿、不可重复的唯一事件。在这种意义上，绘画首先是画家自己的事情，然后才有可能是他人的事情，因为只有画家本人才能真实地感受到绘画过程，绘画过程中的各种感受只配画家本人享用，即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至于画家本人的这段经历和感受是否引起他人的共鸣，则是另一个派生的问题。
　　肖进就是这样一位注重体验绘画过程的画家。初看她近来完成的《430人生》系列作品，第一感觉是题材过于朴素，语言过于中庸，态度过于暧昧，观念过于含蓄，在寻求刺激的当代艺术界，这些作品究竟靠什么去打动观众？我不禁有些疑惑。430是冷战和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个工厂的数字代号。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许多诸如此类的工厂沦为废墟，当然也有些成功转型，在市场经济体系下再创辉煌。肖进作品中的430既没有废弃，也没有辉煌。在当代艺术界中，有人用表现的方法去描绘工业废墟，也有人用波普的方法去描绘工业辉煌，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但对于类似430这样的既没废弃也没辉煌的工厂，却很少有人问津，因为它过于普通，过于平静；对于画面上的人物，也有同样的疑问：他们既不美也不丑，既不卑微也不高贵；再看肖进的绘画语言：既不华丽，也不质朴，不中不西，不古不今；我们甚至不太容易确定肖进对待人物的态度：既非批判，也非颂扬，既非调侃，也非同情；作品既非田野调查式的纪录，也非无厘头的梦幻；总之，我们很难在当代艺术界中，为肖进找到合适的归类。她的作品是如此的平静、中庸，以至于进入了当代艺术的光芒无法照耀的盲区。
　　然而，肖进却完全沉醉在自己的作品之中。从最浅表的层面上看，肖进在展示她的绘画技术，她对材料的心得，对肖像的理解。肖进从中央美院附中一直读到博士，对技法的锤炼炉火纯青，对绘画的历史烂熟于胸。尤其在中西肖像绘画方面，肖进有深入的研究和独特的领会。肖进给我们展示的东西，一定是肖像绘画领域中的最新研究成果，我对此深信不疑。但是，技术层面给艺术家带来的兴奋终究是暂时的。一旦过了掌握某种新技术的最初的兴奋劲儿，艺术家就会变得平静起来，就需要到其他方面去寻找兴奋点。让肖进沉醉的，不仅是技术，而且是人生体验，是对往事的追忆，对现实的反思，对未来的忧虑。肖进喜欢画自己熟悉的人物，本科时期创作的《闪亮的日子》画的就是美院同学，后来画的《面孔系列》也都是自己的熟人，近来创作的《家》画的是祖父母、父母和自己，《430人生》系列作品画的是从小就熟悉的同学和左邻右舍。
　　肖进为什么如此热衷于画熟人？熟人与生人之间有何区别？在肖进的画室里，我一边听她讲故事，一边在思考诸如此类的问题。当代环境美学对内在者（insider）与外在者（outsider）之间的区别，给了我一些启示。内在者指的是当地居民，外在者指的是旅游观光客。外在者与环境只有一种表面的感觉联系或一般的知觉联系，我们可以将它们统称为认识论上的联系；内在者与环境则有一种深入的生存论上的（existentialist）联系。在这种深入的生存论上的联系之中，主体与客体之间有一种无法言明的交织，一种私密的感受和体验。借用现象学美学的术语，如果说在认识论层面上我们可以获得对象的真实性，那么在生存论上我们则可以深入到对象的“前真实性”。这种“前真实”（pre-real），是一种比“真实”还要真实的真实，一种无法言明但有具体可感的真实。“前真实”与“真实”常常不同，因此当地居民与外来观光客在对环境的审美价值的判断上常常意见相左。由于“前真实”是无法言明的，因此它往往表现为背后隐藏的世界，用刘勰的话来说，是“情在辞外”的“隐”，而不是“状溢目前”的“秀”。
　　有了这样的理论背景交待之后，我们可以来回答熟人与生人之间有何区别的问题了。我们看生人就如同观光客看风景，只能达到一种认识论上的“真实”。我们看熟人就如同居民看家园，还能获得一种生存论上的“前真实”，能够由“显”入“隐”，由表面的外观进入内在的世界。由此，我们对生人和熟人之间有不同层次的理解。当一个人由生人变成熟人或者由熟人变成生人之后，我们对他就会有一种矛盾的看法。肖进是一位表达对人生的矛盾看法或者揭示人生的矛盾面孔的高手。
　　由于“前真实”是非对象化的、无法明言的，因此对它的把握和表达殊为不易。一般人都只是向我们展现一副外在的“真实”面孔，只有通过深入交往、旁敲侧击、反复磨合才能深入到他们的内心世界，进入内在的“前真实”领域。借用中国古典美学的术语来说，外在面孔是“形”，内在心灵是“神”。苏轼曾经感叹传神之难。他发现画家传神与相士相面之间有相似之处，都需要暗中观察。一旦对象显露出“前真实”的神情，就要立即捕捉，“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即逝矣。”
　　肖进的每一幅作品都有一个长长的故事。伴随着肖进的讲述，画面上的人物逐渐由陌生变得熟悉，“真实”的面孔中透露出“前真实”的神情。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肖进与国画传神非常不同。她没有像苏轼描述的那样“急起从之，振笔直遂”，而是耐着性子反复刻画，细致雕琢。肖进在感受和体验她的绘画过程，不仅是技法上的迷恋，而且是与人物的交流与磨合，在绘画过程中进入对往事的追忆，进入一种超越时空的连接。之所以要反复刻画，原因是只有如此才能透过表面的“真实”外壳，进入内在的“前真实”世界。另一方面的原因在于，肖进不想象写意或者表现那样，试图去直接表达内在的“前真实”世界。肖进在深入内在的“前真实”世界的同时，还要保持表面的“真实”外壳的完好。因此，肖进的作品既不同于照相式的写形，也不同于传统国画的传神，而是力图将二者结合或者对立起来，凸显人生的矛盾性和荒诞感。
　　形神兼备，隐秀相生，从而形成一种高度的和谐，这是中西艺术的共同理想。但是，在肖进的艺术中，对形神、隐秀的共同追求似乎并不旨在造成和谐，相反而是在表达某种程度的怪诞。肖进并没有走古典主义的老路，因为她所描绘的当今社会的真实人物并不具备古典主义的气质。尽管推崇技巧，强调学识，但肖进仍然是一个积极介入当代社会问题的当代艺术家。肖进的人物给人一种怪诞感，一种熟悉的陌生感，一种表里不一感，这不是因为人物的个性特征造成的，而是一种深入而普遍的时代精神的体现。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只有当外在的“真实”与内在的“前真实”发生错位的时候，人物才会体现出一种表里不一的怪诞感。产生这种错位的原因来自对象和主体的变化，归根结底是社会的急剧变化。
　　肖进的生活就处于这种急剧变化社会之中。肖进出生在位于湖南株洲430厂，那里的工人来自全国各地，有自己的医院、学校、商店等各种设施，从而形成一个从周围社会孤立出来的独立自足的小社会。430是肖进的老家，但这是一个没有文化根基和自然根基的家，一个凭空诞生的家。肖进被抛在一个无根的大家庭中，被称作叔叔阿姨的“家庭成员”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生活习俗，更没有血缘纽带的联系。这种无根的大家庭所隐含的漂泊感，构成肖进挥之不去的记忆。上中央美院之后又经历两次大搬迁，从王府井的校卫胡同到临时租用的二厂，再到望京校区。搬迁造成的动荡，一直伴随着肖进的学习生涯。中央美院的急剧变化，是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的缩影。在这种变化过程中，社会的环境在变，人物的命运在变，肖进自己也在变。这种巨大的变化一方面给人许多机会和诱惑，另一方面不断斩断存在的根，架空精神的家。在这种急速变化的社会中生活的人们，如同繁茂的无根之叶。它们最终的归宿在哪，这是肖进引发我思考的问题。
当我听完肖进的讲叙之后再来看她的作品，有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感觉，彷佛有一种“灵光”笼罩画面。“灵光”（aura）是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概念，用来鉴别传统的手工艺术与机械复制艺术之间的不同。机械复制技术可以将手工艺术复制得完全一样，但唯一失去的就是作品的“灵光”。“灵光”源于作者的在场，源于那个基于生存论上的“前真实”世界，源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无言的交往与默契。正因为有了这种“灵光”，那些平凡的人物和场景发生了“变容”（transfiguration）。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区别艺术与非艺术了。丹托认为，理论解释可以导致一般事物“变容”为艺术作品。我认为引起“变容”的不是理论，而是生命的在场或出场（presence），是在场或出场所带来的“灵光”。在今天这个复制技术如此发达的时代，唯有“灵光”才能让绘画独具魅力。
　　彭锋（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中心）
　　2008年6月22日于北京大学蔚秀园